化名“李远东”的那个人

    来源：湖南法治报 | 编辑：李颖 | 作者：李进辉         

化名“李远东”的那个人，是我的父亲。

斗转星移，岁月更替。父亲离开人世间已近22年。回想起在一起生活的日子，儿女们亲身领略了长辈的慈爱和严师般的关怀。

李远东是父亲刚参加革命进行地下武装斗争时的化名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直到后来随军南下，乃至离开人世间，父亲一直沿用“李远东”这个名字。可以说，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、奉献的一生，为了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事业，他奉献了包括姓名在其中的一切。

父亲原名睢森，1921年2月出生在河北省滦县睢新庄一个农民家庭。父亲三岁时丧父，从此孤儿寡母相依为命、艰难度日，祖母靠打短工将父亲扶养长大成人。

在那苦难深重的岁月里，父亲与广大的劳苦大众一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父亲16岁时遭遇当地盗匪绑票，盗匪将父亲绑架到山洞里，祖母只好以土地作押，以五分高利贷挪借伪币300元“赎票”，曾经遭到倾家荡产，父亲小小年纪就饱尝了生活的艰辛。

1940年至1941年，睢新庄已经开辟了抗日根据地，父亲与地方的抗日武装人员有了密切来往，开始做征粮征税等勤务。

1942年春，正是日本鬼子“五次治强”大扫荡到处围庄抓人、屠杀毒打中国人，日本鬼子对广大老百姓进行百般的摧残，遭受其吊打、押杠子、灌凉水的人无法计数，青壮年更是不易幸免。父亲就遭到过日本鬼子的一次毒打，脖子上、后背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，这更激发了父亲对日本鬼子的仇恨。

当年，父亲只知道有“八路军”、“抗日政府”，还不知道有共产党组织，更不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？到了1942年末，父亲经过与睢新庄地下干部的接触和谈话，才知道共产党是为天下穷人翻身解放，最终消灭剥削制度，让天下穷人都过上好日子的政党。

经过多次接触地下党组织，父亲在思想上受到了教育，树立了积极工作、坚决抗日的决心。1943年4月，父亲投入到烽火连天的抗日武装地下斗争。由于父亲是领头的，日本鬼子知道后要在睢新庄一带捉拿睢森。

为有利于带领庄里人开展抗日武装地下斗争，逃避日本鬼子的捉拿，父亲从这个时候便隐姓埋名，化名“李远东”。

1944年4月，父亲经过邻村何家庄何际友同志的介绍，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从此走上了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道路。

参加革命工作后，父亲在滦县睢新庄担任党支部书记兼民兵教导员和民兵中队长，他积极宣讲抗日武装斗争，不顾个人安危，曾多次带领民兵、劳苦大众开展地下武装斗争和禁赌禁毒运动、减租减息斗争，号召劳苦大众拿起武器抗击日寇，建立农村武装抗日政权，成立了农会和妇女抗日会等群众团体。

1944年6月，随着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，军民的抗战情绪日益高涨。“李队长，运送前线的武器弹药和粮食，何时出发？”睢德福问父亲，“德福，运送任务千万要保密，今天夜里10点出发”，父亲说道。夜里10时，由父亲领头，16人组成的民兵队伍巧妙化妆走小道将武器弹药、粮食运送到了抗日前线，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。为此，父亲还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通报表扬。

在中国革命史上，“干部南下”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行动，由此就产生了一个特殊群体既“南下干部”。

1949年5月，父亲响应党中央的决策部署，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，背上行装扛起枪，随军一路向南方挺进。

部队到达湖南省常德地区，进行了短暂的休整，主要是进行“解放军入城守则”和针对南方的民俗、环境等方面的纪律教育。

6月下旬，部队继续向南前进。父亲与众多战友坚持行军，每个指战员的衣服整天都是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，不少战友长了痱子，又痒又痛。这期间，卫生队的医护人员也特别辛苦。除了自己完成行军任务外，还要救护、治疗伤病员。

在行军途中，父亲亲眼目睹了广大解放区老百姓对人民军队的热爱，也见证了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溃败时对老百姓的欺压和掠夺，对铁路、公路、桥梁肆意破坏留下的现状。

父亲随部队于7月上旬到达了目的地——湖南省大庸县近郊（今张家界市永定区）。此时上级命令部队就地休息，并令全体指战员换上干净、较新的军装，整理好军容风纪，准备入城。大约中午时分，部队按序列整齐地向城中心开进。在教导员的指挥下，司号员吹着雄壮的军号引导着部队通过城中心街道。

大庸县数千名群众手中举着小旗或者打着横幅标语，站在大街两旁欢迎南下的解放军入城。

父亲随军南下大庸，按照上级的安排，被分配到大庸县公安局工作，先后任侦察股长、秘书股长、副局长；1954年4月任大庸县公安局局长、县委委员，1955年8月任大庸县检察院检察长，1956年5月任大庸县人民委员会副书记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1958年4月，李远东任大庸县人民委员会副书记时的留影。

这期间，父亲工作相当繁忙，巩固基层政权、清匪剿匪，开展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运动，荡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，镇压反革命，恢复国民经济秩序和老百姓安家乐业等，经常夜深时才回到家里休息。

记得1960年5月11日上午8点左右，大庸县城郊公社解放大队刘家坡食堂66个土家族兄弟在食堂吃早饭。早饭后不到半个小时，他们便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呕吐、头晕、乏力、发烧、腹痛、脸色苍白、燥动不安等症状。

大庸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杨升栋接到电话后，立即派通信员通知了县委办主任李承斌，并及时向父亲及其他县委领导通报了情况。

据大庸县人民医院院长喻光浩报告，这是一起因就餐人员吃了被砒霜污染的食物而引发的恶性中毒事件。

李承斌按照父亲的指示，当机立断采取急救措施，并迅速将情况上报湘西自治州州委。同时，调来一辆解放牌汽车，接送病人去医院，从各机关单位抽调了几十名负责干部成立紧急抢救办公室。

湘西自治州委第一书记齐寿良等州领导接到中毒事件报告后，立即成立了州委抢救办。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，常德专署运来了1000支特效药品二硫基丙醇和两箱葡萄糖盐水，州委将最好的医生和药品调来了。

长沙市医药批发商店派出人员，带着药品和慰问信颠簸了一个通宵终于到达大庸县。

当天夜里，县委第一书记王长生跟着医生诊断，县委副书记李远东跟着护士注射，县委办主任李承斌不时向上级党委报告进展情况，一直忙到天亮。县委组织部、宣传部和抽调的几十名同志，端茶送水，一直忙到天亮。

当时，尽管处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，父亲与其他几名主要领导还是作出了决定，给住院中毒病人提高伙食供应标准，以确保中毒病人的生活营养。大庸县机关团体、厂矿、学校和街道居民听到66名土家族兄弟饮食中毒的消息后，送来了被子、食品等物品。

经过紧张的特效治疗后，16名严重病人和其余轻危病人已初步转危为安。齐寿良、王长生、李远东等又连夜召开紧急会议，指示医务人员要齐心协力，使抢救工作取得彻底性胜利。

在抢救过程中，父亲和许多领导干部一道三番五次逐个探望病人，日夜守候在病房。经过72小时全力抢救，66名中毒病人全部治愈出院。

1960年5月14日晚，大庸县委在人民电影院召开了庆祝中毒病人抢救胜利的广播大会，父亲代表县委向66名中毒痊愈的土家族兄弟祝贺健康，向来自长沙、常德、吉首、永顺等地支援的医药单位和医务人员表示感谢，并向他们赠送了一面大红旗。

      1960年6月，本文作者（左二）与父亲（右三）、母亲及家人在大庸县留影。

1963年5月，父亲调入湘西自治州检察院任副检察长。1967年1月至1969年5月，在特殊的年代里，父亲被打成“叛徒”和“走资派”，蒙冤受辱，遭受批斗。有时候，母亲为强加到父亲头上的不实之词而愤愤不平。而父亲却劝母亲要坦然面对。每次接受批斗回来，父亲脖子上总是留下深深的铁丝印痕，可父亲总是沉默，坐在房间里抽烟思考……

在特殊的年代，父亲仍然相信党的组织和广大群众，以一个革命者宽广的胸怀和顽强的毅力，度过了那些不平常的艰难岁月。

1970年1月至1973年5月，按照组织的安排，父亲到了古丈县革命委员会任委员，担任“五七”干校校长兼政治教导员。

在“五七”干校期间，父亲与校友们一起学政治、学文化，带头参加种植蔬菜、培育树苗、修建公路，与劳动人民建立了浓厚的感情。

结束了在“五七”干校劳动锻炼后，组织上给父亲恢复了政治名誉，经济上也予以补助。1973年10月21日，州委任命李远东为州公安局第一副局长，兼湘西劳动改造管教队政治教导员和吉首汽车配件厂党委书记。恢复领导职务后，父亲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二个春天。

湘西劳动改造管教队、吉首汽车配件厂是上个世纪州里的特殊企业，两块牌子、一套人马，既是改造服刑人员的重要场所，又是生产企业。

湘西劳改队，又称吉首汽车配件厂，坐落在吉首荣昌坪。初进厂里，映入眼帘的是红旗飘扬，人来车往，好一派热闹景象。多面墙体上写有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胜利前进”、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、“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”等大幅红色标语。

父亲到任后，多次召开党委会，入监区、下车间，调研服刑人员思想改造状况和汽车配件生产进度情况。

 “同志们，现在是4月底了，今年的改造和生产任务很重啊，大家要鼓劲加油，将今年的生产任务完成好，我代表厂党委会全力支持你们大干一场，力争超额完成全年生产任务”。1975年4月26日下午，父亲在全厂召开生产再上新台阶动员大会上说。各个管教大队、车间主任纷纷上台表态，一定不辜负厂党委的期望，下定决心，力争超额完成生产任务。

为了将生产汽车配件任务跃上新台阶，父亲率领党委一班人团结一心，带领工程师、技术员和广大工人大胆闯试。在火红的年代里，父亲日夜操劳，与党委一班人全力支持生产技术革新，采纳工人师傅的合理化建议，先后创造出“固定铰刀楔胀”、“镗铰组合加工”、“余热淬火”、“管道封头”、“电极埋入”等革新方法；还积极改进加工工序、推广先进刀具、夹具，改进热处理技术、材料，革新铸造工艺、提高电力功率因素，改建节煤少烟锻炉，应用远红外线烘烤技术，促进生产迅速发展，产品畅销全国。

1975年5月25日上午10时许，随着“咚咚咚”的锣鼓声由远而近，第一、二车间的工人们排着长队、打着横幅“大战红五月，生产向前进”来向厂党委报喜，生产汽车配件提前完成任务。

1976年5月5日上午9时，5辆解放牌汽车装载着空压机等零配件，在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的乐曲声中，缓缓地驶出工厂大门，工人们敲锣打鼓，燃放鞭炮，庆祝生产的各类型号的空压机、零配件运往全国各地。

1973年至1979年，吉首汽车配件厂产品共有国内外9个车型，27个品种。其中车用空气压缩机4种，液压制动总分泵共14个。车用空压于1986年获州、省科研成果奖，应用技术成果奖3项，国家专利两项，多个品种冠于全国同行业。

这期间，吉首汽车配件厂经常开展各类生产劳动竞赛，上下一心，干劲十足，每年向州里上交税金都在150万元以上，达到历史最高水平。

1977年6月20日，湘西劳改队在监狱大礼堂举办形势、时事教育动员大会。“你们在这里要安心思想改造，要遵守监规，做到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，争取早日回归社会”。父亲在会场上对服刑人员说。

在监管改造服刑人员工作中，父亲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，对服刑人员采取“教育、感化、挽救”的劳改工作方针，要求服刑人员认清形势，相信党的政策，端正改造态度，鼓起重新做人的勇气。

1978年春节，父亲邀请18名服刑人员家长来监区座谈，由管教干部介绍教育改造情况，陪同参观服刑人员生活、教育、劳动场所，再由服刑人员向家长汇报接受改造情况，家长进行规劝，提出要求与希望。家长们有的语重心长，有的声泪俱下，18客服刑人员无不被父母的深情所温暖，激发起改过自新、重新做人的信心。有一服刑人员流着眼泪高呼“共产党万岁！毛主席万岁！”

冬去春来，光阴荏苒。父亲从参加革命工作开始，始终坚信真理，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，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。

父亲一生为人做事有原则，工作讲方法，他顾全大局、清正廉洁，作风优良，谦虚谨慎，团结同志，生活俭朴，始终保持了人民公仆的本色。

父亲待同事和蔼可亲，但在儿女面前却一直是位严师。记得我在校读高中期间，有一次，因感冒嫌家里的莱不如自己的口味，想上街下馆子，还满脸的不高兴。父亲知道后，当面对我说：“老四啊，你先看看这本连环画讲的是什么？”我接过来一看，是连环画《雷锋》，顿时，我感到特别不好意思，端起饭碗，拿起筷子吃起饭来。

父亲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不当面给你讲大道理，而是用行动来影响你。他时常用实际行为告诉我们，做人要堂堂正正，做事要踏踏实实，在学习和工作上，要高标准，在生活上，要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，做一个有出息、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
父亲一生勤俭节约，反对浪费。在湘西生活、工作的54年里，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、勤俭持家的好习惯。父亲有件深灰色毛衣，穿了10多年了。领子、袖口都磨破了，可父亲仍舍不得扔掉；一套浅色棉睡衣穿旧了，他叫母亲缝补洗净后又接着穿。父亲的房间里摆放着一口棕色木箱，那是1954年3月打制的，上面刻有“保卫和平”四个大字，父亲几十年一直使用着，箱底四周都有磨损，但不管生活条件怎样改善，父亲始终舍不得换掉。父亲常说：“现在生活条件好了。但艰苦朴素的传统不能忘记。”

 “要做人民公仆”是父亲在笔记本里写下的誓言。父亲始终坚持领导就是服务的原则，以人民群众满意为第一标准，把人民当做自己的父母。尽管岗位多次变动，父亲服从组织安排，工作不讲价钱，一贯严格要求自己，始终关心爱护干部，非常平易近人，从不摆官架子，在父亲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，都很尊敬和爱戴他，即使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工作，同志们从心眼里也愿意跟他一起去。

说起这辈子，父亲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得失、待遇。忆起往事，父亲从来没有抱怨过。父亲说过，比起战争年代倒下去的战友，我很知足了。

离休后，父亲依然关注国家大事，关注公安事业的发展，继续为湘西的政法事业献计献策。父亲用“健身、健脑、养花、读书”八个字要求自己，晚年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情趣。父亲常说，人只有不断地学习，知识才不会老化，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。1991年父亲被公安部授予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章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1999年7月，李远东与老伴参观广东省深圳市国贸大厦。

克己奉公，爱留人间。父亲一生对儿女们的教育十分严厉，尽管身居领导岗位，他从不以权谋私，从来不为子女捞取任何好处，在儿女们面前，父亲是一位严师，要求儿女们做好人、走正道，奋发向上，努力进取。

2003年10月11日，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给儿女们留下了太多的悲伤与遗憾。

父亲虽去，但风范长存。父亲的音容笑貌，让儿女们永记心中，父亲的高风亮节、人品和精神，永远是儿女们世代相传的宝贵财富和楷模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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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审：万朝晖